煤老板：挖煤的不如“炒矿”的 15万吨产能的煤矿最高能卖1亿元左右

　　“我其实不算真正的煤老板，就是个挖煤的包工头，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能赚钱。”面对记者的采访，在煤炭行业打拼十几年的山西煤老板宋先生说。

　　宋老板上世纪90年代开始做煤炭运输和销售的生意，1997年，凭借着自己的积蓄和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钱，宋老板投资100多万陆续承包了大同、朔州等地的3个煤矿。

　　“1997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的煤炭市场很不景气，没有那么多电厂用煤，煤炭市场严重供大于求，6000大卡的好煤坑口价才40多块钱一吨，跑运输和销售则基本赚不到钱。”宋老板说，当时山西很多煤矿都是村集体的企业，亏损很严重，每年承包费用只要20万—50万元，而且还可以拿煤顶替承包费。宋老板的煤矿也面临经营困难，他陆续将两个煤矿转让，只保留了大同的一个煤矿。“有3年多的时间基本都是在赔钱，可以说是一路惨淡经营。”宋老板说。

　　情况从2001年下半年有了改观，宋老板告诉记者，当时一方面国家开始淘汰落后的小煤矿，另一方面，全国的电厂增多，用煤需求量大增，煤炭供过于求的局面开始改变。

　　2002年,好煤的价格是七八十元一吨，2003年底已经到200元以上，2004年更是涨到了四五百元一吨。随着煤炭价格的一路攀升，宋老板的煤矿生意也日渐红火，最好的时候煤矿一年能赚几千万，不仅前几年赔的都赚回来了，还有了不少积累。

　　“其实，在山西真正靠煤炭发财的，不是每天辛苦开矿挖煤的，而是那些靠着转卖承包经营权等"炒矿"的人。”宋老板清楚地记得，很多江浙商人在90年代末开始承包山西煤矿，到2003、2004年转手一卖，就能赚几个亿，“他们的煤矿基本上不采煤，只维持基本的运转，每年交点承包费，就是为了空手套白狼。”宋老板说，当时核定产能在15万吨的煤矿转让费用在几千万到一个亿左右，30万吨、60万吨的煤矿则要几个亿。

　　“当时看到别人卖矿也很眼红，不过自己手里只有一个矿了，还是想留下自己采煤。”宋老板说，当时能卖矿的以江浙商人为主，大部分都是原本就没打算真正作煤矿开采的，他们赚到钱以后很快就离开山西，到内蒙古、陕西等地继续收购煤矿。

　　从2004年开始，山西提出煤矿产权改革，主要目的是提高煤矿安全标准、防止事故发生，减少对煤炭资源的浪费，首先是关闭小煤矿，同时鼓励国有煤矿兼并私人煤矿。宋老板的煤矿是比较早就转让给国有矿的，煤矿转让出去后，他用获得的补偿款重新开始经营煤炭运输和销售业务。“现在的利润率跟开煤矿没法比了，一年也就10%左右，但好歹不用像开煤矿那样担惊受怕的，心里比较踏实。”宋老板说。　　

宋老板总结说，其实真正从山西煤矿开采中获得“暴利”的有两类人：一类是能够看准时机转卖承包经营权的，从山西到陕西再到内蒙古几个地方炒上一把，就能获得几个亿的财富；还有一类是在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没有“吞掉”的，产权已经属于私人。“现在主焦煤的坑口价格能达到1000元左右，一个煤矿一年利润至少也得上亿元，煤老板个人获利一般要在50%以上。”

 

　　专家：多管齐下缩小贫富差距 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和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大幅增加，我国贫富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拉大。200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基尼系数为0.412，但之后十几年再没有公布过。2011年1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中认为，2010年的基尼系数比2000年略高。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12年提出的，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目前国际公认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时，这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0.36。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介绍说，根据研究中心在2007年所作课题的统计，我国2007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而世界银行公布的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测算值为0.47。

　　“这个数字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比较严重，应该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目前亚洲国家中日本的基尼系数为0.3，韩国为0.35，我国比这些国家要高出很多。”李实教授说，当然，贫富差距不能完全看基尼系数，还要看一个国家发展的具体情况。相比于贫富差距的现状，我国的市场经济不健全、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他通过公平竞争的手段获得再多的财富也是合理的，比如姚明收入那么高，没有引起社会的仇富情绪，而是值得社会尊敬和学习。” 李实教授说，我国的问题在于，很多人获取财富不是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而是通过行业垄断、逃避税收、政策漏洞等方式，还有一些人不做实业，专门依靠转卖资源获取暴利。因此，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首先是要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和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如果一个社会的竞争环境是公平的，资源自然会向高利润的地方流动，暴利产业就会消失。”李实教授说，另一方面，即使出现贫富差距，但只要成为富人的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均等的，这个社会就能够稳定地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必要的政府调节也是减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在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针对富人的税收制度非常健全。我国在这方面的税收制度建设近些年有很大突破，但由于税收征管体系和个人财产信息制度的不健全，使大量富人可以规避这些税收，中低收入者反而成为纳税主体。

　　此外，李实教授还建议，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让全民享受到更高的福利待遇，所需的资金完全可以通过向煤炭等暴利行业征收高额资源税等调节税来解决，这也有利于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矿山等资源是属于国家所有的，这些行业赚取的暴利，本身就属于全民财富的一部分，国家征收上来用于公共服务完全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