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著名留学、签证、职业规划个人发展咨询专家。1956年生于江苏泰兴；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83-198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1987-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并定居；1996年回国创建新东方咨询机构。

我们每次谈钱，好象都需要加很多的限定词，这说明我们在潜意识中总觉得这有问题。谈钱应该如同我们他爱、谈性。他是光明、美好、人性的东西。要像尊重异性一样尊重金钱。就像你爱谁就要追，爱钱，你就应该大胆地、勇敢地追。

早餐也吃得起牛奶面包

为什么要追求金钱？物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追求更舒适的生活，希望拥有更多的物质、金钱，这是人的本性。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念书时，有一次光报里播放描写日本普通工人生活的歌曲，当播放到早餐吃的是牛奶、香肠、面包时，那帮天才们都发出“噢……”的声音，

与我同龄的人多是这样长大的：当我们表现出对物质、金钱的渴望时就会被呵斥“小小年纪不要想这些东西”；把被子盖得暖一些就说成是“修正主义”；想多吃点东西就是“好逸恶劳”。直到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启蒙，我们才认识到这种观念的错误，感觉到被欺骗了。全国人民都应该追求安逸啊，小康社会的标志就是要安逸啊。

关于钱的4次刺激

促成我的金钱观形成有4个刺激。

第一个刺激，可以从“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说起。那是1987年，我为出国去银行换美元时看到，捏在一个日本女人手里的一万元外汇券。就像少年在青春期时突然被唤醒，我突然意识到财富的意义、力量，意识到我应该去追求财富。

第二个刺激，就是出国以后困难到国外商品琳琅满目，他们的物质如此丰富，我们中国怎么就这么穷！

第三个刺激，在国外我曾经非常穷，大街上几乎找不到一辆车比我的破，工资是最低的。但是，我当时一天的收入40美元，相当与我在北大两个月的工资。

第四个刺激，来自我自己——北大教师要靠洗碗谋生。最初，我找工作的感觉就像要去卖淫一样。为什么觉得这份工作是耻辱？因为我当时对金钱没有正当的看法，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就应该怎么样。

骄傲的洗碗工

有一次，一个和我关系不错、原来在国内当工人、1980年移民美国的厨师，突然对我发出善意嘲讽的笑声：“哈哈，北大教授也要在我这里洗碗。”我当时强颜欢笑地说：“毕师傅，在你手下洗碗我感觉很光荣，如果你觉得在你手下洗碗很丢人的话，那你就更丢人。”这毕师傅，正是靠和太太一起洗碗端盘子买了大房子，接了母亲过来，养了两个女儿，过着和平、安宁、充裕的生活。

这时我的思想已经转变过来了。既然生活望我洗碗，我就骄傲地洗。我认为这挺高尚的。当母亲和祖国母亲都不能在海外保护我的时候，作为儿子应该是自强自立还是应该叹息自惭呢？我选择了前者。

追求财富

1993-1994年我回国创业，做一个唱片公司，失败了。回到加拿大，我发现我创造财富的唯一机会在中国。1996年，有了新东方的机会，我就再次回来了。

应该说，我回来不是为了创造新东方，而是为了创造财富、追求财富。当时回国时虽然穷，但我觉得新东方有机会，新东方所在的中国有机会 ——创造财富的机会。

有了钱干什么

在北大时，我几十元工资还要养家糊口，很清贫，但是也很快乐。在国外很穷的时候，我会想清风明月不用一分钱买，但又全都为我所有——我有自己“原生的快乐”。新东方上市，看到财富成倍增长，我依然快乐。金钱观与金钱的数量没有关系。

有了钱应该享受，并且分享。和清贫时想到钱立刻和“买个彩电送母亲”不同，现在我会和搞个基金、做个有益的事结合以来。我有了钱，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穷学生捐款。社会责任和个人目的并不对立，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我从小到大心中充满社会责任、宏大理想。而承担社会责任，也要有经济基础。

我在穷的时候就非常有明年。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有钱时我是慷慨的，没钱时我也同样慷慨，我和大家分享财富和快乐。就像诗经里说的：“岂悦无衣，与子同袍”。

我儿子对财富很自信

我们认识金钱的意义太晚。幸运的是，我们的后代对于金钱的认识越来越成熟了，正常了。2005年秋天，已经走出贫穷阴影的我带着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搬到温哥华，临时住在简单的公寓里。一起从我特别有钱的朋友家里做客回来时，儿子说，无法想象我会住一个普通房子，无法容忍我会不能买一个大房子。我听了以后暗自叫好，儿子以后会有前途。

让你随时做好吃不饱的准备，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对财富的恐惧、不自信的反映。我们曾经太穷了，所以才会有这种贫困焦虑。教育孩子时，我不要孩子准接受贫穷，而是要他学会种种生存的耐力和能力，准备接受生活的种种挑战。我希望我们的后代不管处在哪的阶段，都有一种创造财富、积极向上的精神。如果突然没有钱了，我也会非常放心儿子，有一定能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看到太多贫穷的、根本就没有财富意识的“精神的懒汉”，也看到许多想富又不懂金钱本质的“仇富者”。我们国家在金钱、财富观念的教育上面，还有漫漫长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