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气蓬勃的生命必定不断地释放着渴望幸福的本能.人的渴望越多,与现实的距离越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越激烈,人就越痛苦,悲剧感受越强烈.如果白音宝力格不追求建立一个让草原上的人们都羡慕不已的最好的家庭,他就不会太受不了索米娅被欺侮,就不会那么冲动地割裂了与索米娅的感情纽带.如果白音宝力格正视并认同现实,不再去寻找即使找着了也不可能更改各自的命运的索米娅;然而,他还是身不由已地去寻找,咀嚼着往昔的幸福,强化这幸福的一去不复返的失落感,强化咎由自取的忏悔情绪.他的痛苦,失落感和内疚感,本来不大,是自己有意识的扩大感情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激化这两个世界的距离扩张后形成的悲剧情绪,自觉地承担起失误的全部责任,接受苦难的折磨. 这种人明知结局与自己的愿望相反而蔑视结局,洞悉了一切命运幽情而不顾神喻执拗地实践着自己的意志和意愿.由此对结局的蔑视就无所谓达不到目的.张承志说他喜欢的形象是一个荷戟的战士,为了寻找自由和真理,寻求表现和报答,寻求连自己也弄不清是什么的一个辉煌的终止.没有终止,也就无须用结局来作为行动(寻求)的价值尺度.行动的价值只取决于行动本身是否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目的的崇高就是行动的价值取向.在渴望崇高的理想与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冲突中,在穿越这种冲突的砥砺中,人们用不屈不挠而崇高的行动获得生命的热情和朝气.痛苦成为欢乐的尺度.因而白音宝力格看到了痛苦的结局,仍然认为,即使失去这美好的一切,即使明知她已不复属自己,即使找到她也只能重温那可怕的痛苦——自己仍是个幸福的人. 用生命本身的力量(意志)去追求已经永远失去或永远不能实现的美好的一切,战胜生命现实存在的痛苦,从而感受到生命本体的力度,这种幸福感,典型地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强力意志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在《北方的河》里特别刺目.命运强迫“他”去计划生育办公室,“他”蔑视了这一安排.“他”爱好人文地理,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寻找表现自己和报答社会的旅途.“他”跨越丁黄河、湟水、额尔齐斯河、永定河.即使临近研究生考试无力考察最后一条河黑龙江,也要在梦幻中憧憬身临其境感受黑龙江开冻时那轰轰烈烈的壮丽场境.“他”曾经引以为空谷足音的女记者终止了追求,他们分手成为必然,这曾使“他”的一双剑眉也染上了失恋者的忧郁和悲哀.存在就是创造的生命本体意识迅速臆想出一个“心甘情愿地跟着我从一条大河跑向另一条大河”的姑娘与己同行.创造的快感淹没了失恋的忧郁和悲哀,“我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战士了”. 张承志的人物就是这样,在不断的自我舍弃和自我创造中磨练生命的意志,自觉扩大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扩张生命本体的理想愿望与现实感受的两极,使生命总处在痛苦与欢乐大起大落的躁动中,读者为之震动.历史的创伤还未痊愈,命运仍无法驾驭,生活总是那么真切又不如人意,非常需要一种刚强的人格精神来战胜历史、命运、生活给自己带来的苦难,人们在苦难面前焕发出强大的意志力,感受征服苦难的欢乐. 有价值的痛苦和欢乐是以主体意志超越沉浮的生命感受.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具备强力意志的悲剧精神,让自己的生命感受凭着意志的支撑高悬在历史、命运、生活的沉浮之上.面对无力更改的现实灾难,面对一切行动都将宣布为徒劳,把自己对生活的欲求淡化到最低限度,缩小生命本体的理想愿望与现实感受的两极,一切生命感受都净化为无,在无为中独善其身,把对生命的外在追求转向对生命的内在欣赏,在寂静中享受生命的安宁,不失为与强力意志的悲剧精神相对峙的另一种悲剧精神. 这些人无须有对生活的奢望,泯灭自我,遁入内心,缓解生存与环境的尖锐冲突,与其在清醒的痛苦中死去,不如在浑沌的麻木中苟活.阿城把这种泯灭自我,遁入内心缓解生存痛苦的人格精神张扬到了极致.这种缓解的获得是以放弃生命本能的需要和创造物质世界的热情为代价.放弃了本能需要和热情的生命不再是生命,因而这种宁静是更深刻的生命悲剧.对于身处社会下层,无力更改苦难的生存环境的小人物来说,丧失生命的本能,淡化苦难,无所谓需求和热情,也就无所谓放弃,灵魂总处于宁静状态,从而保持超生命的人格情操,也是一种生命意义.这种与物无忤而无所不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的生命观,你可以按下我的头颅,精神却是高昂的,仍然是人的自由天性的变相满足. 强者张扬生命的躁动之力,把生命的意义赋予给外部世界,用愿望与现实的巨大距离来强化生命,但保持了意志与行动的和谐和自由;柔者张扬生命的宁静之美,把生命的意义赋予于人的内心,没有愿望与现实的距离也就不存在追求的痛苦,保持意志与身心的和谐和自由.两种貌似截然相反的生命悲剧精神,实质上都是对不如人意的现实的积极超越,对生命自由的积极追求. 人本身具备悲剧因素,就在于人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人性的丰富性不断实现,形成新的希望不断萌发和追求永无休止的悲剧精神.这种精神强调自我价值与现实对应,不断地否定既定的现实存在形式和追求新的理想位置,构成张扬自我,实现自我,不息奋斗的人生态度.有这样一些人,最初,还有些迷惘和惆怅,还没有在空间的宇宙和声色歧异的人寰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建构起坚强博大的自我,却在悄悄地成长着,逐渐显示出一种忍受身心巨大苦痛而顽强实现自身目标的坚韧.这些人将现实与理想,自我与社会,历史与未来,内省与行动统一起来了,仿佛世界上没有自己办不成的事,一往无前,极不耐烦地不断否定自我,渴求“具备万物,横决太空”的自我实现.这些人不追求行动的结果,只重视过程,达到手段对目的的超越——对自己有决定性的影响. 背离人性的正常拓展是人性自身两极的缩小,丰富性减少,人的意志不是用来驱使自己行动以实现其欲望,而是淡化其欲望,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到最低程度.既然是走向内心,就不存在着对自己在现实环境的位置如何做任何思考和选择.这些人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没有纷扰的外在欲求和内心挣扎,没有争强斗胜的昂奋高蹈和孤傲自负的目空一切,进亦不喜,退亦不忧,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负,保持着内心的平静和自由.这些人把沉朴艰辛的人生实相,信笔点化为一片空灵,如宇宙深处无形无色的虚寂,契合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为了阐释生命及其存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把生命的存在形式分出尊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唯有读书能走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顶点,能达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虑其君的境界.这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从政之路.然而,这条路因其狭窄容下的人非常有限,一大批读书分子难免被排斥在路旁,其它的生存之道尽管宽广,因皆下品,“士”们耻于认同它们.这样的文化派生出一批又一批上则不遇明君(苦闷)、下则耻于流俗(清高)的读书分子.于是有了老庄的超脱,有了阮籍、稽康的颓,米芾的颠,倪瓒的迂,黄公望的痴,李白的狂.他们在既不能上又不愿下的空悬中为获得生存的安宁,创造出一个幻觉世界.这个世界超现实因而跨越了有限,超物质因而跨进了精神,给苦闷的灵魂找到了自由驰骋的最广阔的空间.这种给痛苦的灵魂以虚幻的满足,是一种消极的出世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它之所以能长存不衰,就在于它毕竟给无力解脱现实痛苦的人们一丝安慰,给没有希望的人一线希望,给没有自由的人们一线自由.凡是与这种文化契合的环境都是恶劣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才助长了出世文化的泛滥,把人性的自然伸展压抑了,创造出一颗颗畸型的、令人难言的灵魂. 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而不如人意的环境是永远存在.环境恶劣与否并不可怕,一切都能够被超越,可怕的是失了精神,失了自身的人格操守.真正的悲剧感必须是舍弃某种现实获得或某种生存欲求的痛苦,在舍弃的痛苦中感受到意志的力度和灵魂的升华(崇高),从而获得更高层次的生命快感.坦率地说,这些人面对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世文化,到今天只是一缕返照的回光.虽然我们感到了它的古老悠远凝重,灿烂无比,又感受了它如落日要沉下去的哀痛. 所谓“浮士德精神”,就是决不满足现实,说一声:“生活,你真美呀!”因为这意味着堕落,为魔鬼所俘虏.于是,不停地创造,不停地破坏,才有创造和破坏交替出现的困挠、烦恼、痛苦和欢乐,才有实现自我的强烈要求和无力实现的苦闷和愤懑.欲望的满足意味着无聊.而无聊的空寂比无力实现其新的追求的痛苦更难受.他们忏悔过去,扬弃现在,憧憬未来.因为有所追求,他们是幸福的、充实的、昂扬的;他们又总在破坏,总使自己处于躁动、消沉、失落的痛苦挣扎中.他们的生命感受摆荡在幸福与痛苦、追求与失落、昂扬与消沉的两极之端.他们在自己造成的痛苦中感受自己的力量强度和享受生命张力的欢乐,形成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 所谓“俄狄浦斯式”的命运悲剧,就是用意志和行动的坚定性与始终逃不脱失败的强烈冲突来震荡人们的灵魂.失败命运并不可怕,俄狄浦斯王勇敢地承担起命运驱使的行为过失,自我惩罚.在自我惩罚中表现出蔑视失败、蔑视神判那惊慑人心的壮举,从而完成人格主体独立于神,独立于命运的积极证明.今天也有这样一些人,看到了自己的终点,那熟识的绰约身影再也不是自己“心恋”的人了,他还是朝着那个身影执拗地走去,在一遍又一遍灵魂拷问中承担起完全可以推卸的责任,让歉疚和缺憾的苦痛充塞自己的内心,渲染出浓烈的悲剧情绪.既然人生避不了悲剧一场,那么就昂扬而骄傲地自扮起悲剧角色吧.在失败命运的正上方,心造一个辉煌的目标,激励自己穿越一切苦难.在走向失败也走向辉煌的目标的路上,展示生命的力量和伟大.人的意识具有超前性决定了人类的历史航程有一个又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之光在导航,这是人的伟大,也是人的悲哀.为此人类将在永远也实现不完(或无力实现)的理想之路上披荆斩棘,被不断的失败和失望所困挠.既然失败和失望不可避免,就无需避免,不重结局,只看过程,把每一次挫折都转化为对自己意志的砥砺和肯定,这是人的悲哀,也是人的伟大.命运悲剧传递给人们的,不只是恐惧和怜悯,更重要的是蔑视命运,肯定自我独立于命运的悲剧力量. 相知困难,我们这一类人在茫茫人世中默默无言但又深怀自尊,都盼着听见一响回声,盼着发现一个给自己内心的证明.在知音难觅的世界,“心造”的对象无疑是最能理解“自己”的一个,是一响回声,一个证明.人区别于兽就是天性趋向合群,趋向被人理解.那些对人生对历史对自己感受至深的人,因其至深就无法被他人理解,他注定被群体放逐,悲哀地意识到自己如兽的孤独.因而这颗长年累月受世人曲解的凄风苦雨吹打的灵魂,对来自任何一种程度的理解都怀着莫大的感激和敬意.然而,“自己”的性格无法容忍“心造”的“她”的苟安,“他”深知失去她将给自己带来怎样切肤之痛的悲哀和孤独,“他”感受过孤独的痛苦和被理解的兴奋,但“他”又无法丧失自己河流般奔腾不息的天性,坚定而不无悲哀地想到:“不,这不是我渴望的爱情”,“他”选择了如兽的孤单.但意志自由,天性得以舒展. 在被“高人”点化为一片空灵的悲剧意境里,我们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时空悲剧情绪.中国先哲们探讨的哲学对象主要是有限与无限、有与无、生与死、实与虚的辨证转化关系.而压得先哲们伸不起腰的主要思想是宇宙之广袤、时间之无限,而人的生命之渺小和短暂.这,时空与生命的冲突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相畏”思想,把一切深谙中国文化的人都卷入时空与生命的悲剧冲突中.越热爱生命的人越强烈地感受着生命在不可抗拒地消逝的痛苦.春江花月也罢,急弦繁管也罢,终将红楼一梦,万事皆空.年年岁岁花相似(时间),岁岁年年人不同(生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时间),“念天地之悠悠”(空间),“独怆然而涕下”(生命).如何缓解这种悬殊巨大的时空与生命的冲突,构成中国文化中关于生命价值思考的重心.先哲们认为,这种冲突的缓解只有一条路:超越生命.把渺小的、稍纵即逝的生命溶化到宇宙之中去,从而获得永恒存在的无限性,“天人相畏”的实体升华为“天人合一”的虚体,生命的现实内容随之被否定了.可见,“天人合一”本身就是任何人在劫难逃的“天人相畏”的时空悲剧的产物,它只是把悲剧情绪隐埋在了宇宙的寂静处.由此,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既躁动又压抑,既痛苦又平静,既入世又出世,既看穿一切又置身处地于现实,生命总处在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平静之中.人生悲欢,世态炎凉,都不足以挂齿,悟到了,即是幸,即是福,保持着智者的宽容,平和的心态.这些人保持着“天人合一”心态的悲剧生命.因而冲突淡化,无始无终,无节奏,不存在痛苦与幸福的大起大落,连生活的背景与色彩都格外清淡.荒林、古树、老街都“水墨画”化了.静穆、淡远,透露着深深的寂寞和虚静,意境旷邈幽深,与生命、生存、悲剧氛围的淡化和谐地合为一体,留下一个黄昏的宁静,形成中国独特的非冲突化的悲剧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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