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都抱怨房价太高了，专家们给政府出的主意是赶紧开征物业税，据说好处多多：不但可以大幅度挤出土地出让金的泡沫，减少房地产投资开发风险，均衡各方税负，增加国家税收，而且，还因为其他税费可能的减免而降低城市居民的购房“门槛”。

　　中国的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有关专家和有关部门就联手提出开征环境税。据说，环境税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环保部门官员喜滋滋地说，在当前节能减排的严峻压力下，环境税在近期有所突破是可以预见的。

　　当然，还有专家建议，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面临那么大缺口，不妨开征社会保障税。周其仁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闻税则喜的专家》，解释中国之所以新税源源不断的理由是：政府闻税则喜，而各路专家提供了源源不断增税的根据。

　　政府闻税则喜，不难理解。无论如何，只要税款增加，政府可支配的钱财增加，政府的规模就可以不断膨胀，政府官员的收入当然也可以增加。因此，在政府那里，总有一种将税收功能不断扩大的趋势。

　　而现代经济学，尤其是财政学、宏观经济学，从其一诞生起，就是政府的帮手。这方面的专家很乐意为政府扩大税收功能的点子，提供貌似科学的论证。比如官方财政学者列举的税收的作用已经达到七项了：组织财政收入，配置资源，调节需求总量，调节经济结构，调节收入分配，保护国家权益，监督经济活动。

　　如此之多的税收功能，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看了，一定会大吃一惊。斯密当初说，君主确实可以征取一定收入，用于实现人民期待他承担的职责，但这职责只有三项：国防、司法及某些最基本的公共品。可以说，在斯密那里，税收主要就是满足组织财政收入、维持一个守夜人国家正常运转的功能。

　　今天的经济学家跟斯密确实不是一路人，他们的理论为国家的膨胀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西方各国自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种将税收功能扩大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之外，税收也被国家赋予了其他功能。

　　中国专家在这方面当然总是迅速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在中国，伴随着“宏观调控”学的出现，政府及专家们尤其重视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凯恩斯爵士确实提出利用财政政策，但他的财政政策更多地强调增加支出。在里根经济学中，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削减税收。然而，中国、政府和专家现在讨论的财政政策，基本上就是加税政策了。

　　出现这种税收政策价值取向差异的根源似乎是，西方国家的税收功能扩大化的时候，其税制的宪政框架已经完整地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说，政府征收任何一个新税，或者提高税率，都要由民众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决定。而民众当然喜欢政府增加针对自己的开支，而不会喜欢政府随意征税。这样的基本人性，就约束了作为一种财政政策的税收的价值取向。而在中国，这样的人性倾向并不起多大作用，因为征税的事情本来就不是民众所能主导的。

　　当然，任何地方的人也都具有另一重人性的弱点：损人利己。今天，不光是各路专家就为政府开征新税或者提高税率提供依据。民众舆论在这方面也不落后，比如很多时评家就特别强烈地呼吁提高对富人的税率，让他们出点血，好实现社会公平。个人所得税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就被看成了“劫富济贫税”，所以，广泛地受到自命为穷人的代表的人士欢迎。

　　现代税收的另外一项重要职能，即财富再分配功能，恰恰就是在满足人们的损人利己心理。很多人支持高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仅仅因为他们相信，从富人那里多征收一分钱，他自己就可以不劳而多得一分钱，而专家则美其名曰：实现社会公正。

　　但是，所有损人利己的人，最终都会发现，自己也是受害者。任何人在税收问题的损人利己心理，都是政府所喜欢的。因为政府可以利用每个群体的这种心理，不断针对个别群体加征各个税种。比如买房人恨开发商，政府就在开发、销售环节加税；而租房人会恨房主，于是，政府就增加房主的税；而无房人觉得有房人都可气，于是，政府开始对享有房产者征税。结果，每个群体都在利用政府掠夺某个或多个其他群体的利益，或者仅仅利用政府满足自己的嫉妒心理。最终所有人都受其害，收益最大的则是政府。伴随着税收功能扩大化，各国都出现一个趋势：政府规模扩大，公务员收入以高于社会平均值的速度快速提高。

　　政府的存在必须要开支，因此民众确实需要纳税。除了给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所需之收入之外，给税收附加其他种种功能，只会导致社会整体税负加重。尤其在中国，缺乏健全的宪政税制安排，高税收更是难以带来高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