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型:杂谈 文:红色舞鞋 按:此文两个晚上替别人捉刀的结果,空间很满荡,就扔在这里吧) [摘要] 《围城》中运用了大量的讽刺手法,它与反讽不一样,它是叙述者与隐指作者的价值观上的统一,否则是反讽.《围城》中的讽刺的内容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物的肖像、虚荣心、甚至无生命的汽车,《围城》中的讽刺往往是比喻、反语、夸张、用典、对比、推理等手法的综合运用,从语言形式上来看,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对比以及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对于讽刺手法的表现具有很好的效果. 钱钟书的《围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另类,以至于一露面即成绝响,长期为世人所忽视---它与当时国内流行的政治题材类小说格格不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围城》无论就内容还是表现手法而言的确深受西方文学影响---钱钟书在牛津浸淫日久,以致于不熟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品格气韵的国人熟视无睹. 《围城》中最明显的艺术特征是讽刺手法的大量运用.比如第1页:“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第2页:“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叙述者一如高高在上的上帝,居高临下冷嘲热讽一切可笑之事、一切可笑之人(连两岁的孩子也不放过). 讽刺不是反讽(iron).在叙事学里,讽刺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在伦理道德上的统一,多采用对比、比喻、夸张等手法对小说的人物或事情进行揭露和嘲笑.《围城》中尖酸刻薄的叙述者与宛若上帝洞知一切世事、冷嘲热讽的隐含作者在价值观、道德观上是一致的,《围城》中的第14页:“船又过了锡兰和新加坡,不日到西贡,这是法国船一路走来第一个可夸傲的本国殖民地.船上的法国人像狗望见了家,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 ”. 同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围城》中全知叙述者没有采取后现代主义小说人物叙述者常用的少叙法(paralipsis,指人物叙述者讲述的少于他所知道的)或多叙法(paralipsis)来制造一种不可靠叙述,当然少叙法或多叙法作为一种叙述的手段,本身并不构成不可靠叙述(unrdliable narration),只有当叙述者(或人物叙述者)对事实的报告不同于隐指作者的报告的叙述时,或人物叙述者对事件和人物判断不同于隐含作者的判断时,才产生不可靠叙述.《围城》中有大量解释性的评论,大多以比喻的形式出现,比如第245页:“这太像个无知可怜的弱小女孩儿了,辛楣说她装傻也许是真的.鸿渐的猜疑像燕子掠过水,没有停留.孙小姐不但向他求计,并且对他言听计从,这使他够满意了,心里容不下猜疑. ”首句显然是鸿渐的人物视角,“也许”这个副词透露了鸿渐的猜疑,但叙述者马上用一个比喻进行否定,然后用解释性的评论加以论证.叙述者论证的目的是突出表现孙柔嘉矫情手段之高 ,以致于游学于欧洲的方鸿渐也堕入彀中而不自觉,一箭双雕地讽刺了两个主人公,这与隐指作者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又如第261页:“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驭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鸿渐到下学期升他为教授.自从辛楣一走,鸿渐对于升级这胡萝卜,眼睛也看饱了……”,书中这类评论几乎到处都是,不必再加列举了.《围城》叙述者大量的解释性评论的主要作用是统一全书的价值观,加强对叙述接受者的控制,增强叙事的可靠性、真实性. 赵毅衡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指出:“隐指作者对叙述功能施加过大的压力将会使叙述者完全屈服于他的价值观之下.评论干预实际上是一种统一全书的价值观,把分散的主体(各人物、各叙述者、隐指作者)集合在一种意识下的努力……唯一能击破这种整体化压力的,是叙述者逆向干预,即反讽干预.” 我们来看看《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闱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这里的解释性评论是叙述者评价“下流痴病”的宝玉看了一些“邪书僻传”(指《西厢记》之类的),所以对林黛玉“早存一段心事”,在这古代社会是绝对不为礼教所容许的.而《红楼梦》的隐指作者对宝黛爱情是持同情态度的,但它不愿意明确表露出来,反而通过叙事者的“反语”评论来取得一种平衡. 《围城》中亦不乏“反话正说”或“正话反说”的评论,但并不是反讽,而出是讽刺.比如上面的“适合世界潮流”、“乡心无处寄托”、“国技”、“适合世界潮流”显然是“反话正说”,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出这是讽刺——叙述者与隐指作者的价值观并无区别.那么比较这两段文字,我们发现“讽刺”和“反讽”的区别并不在于叙述的手法,而是叙述者与隐指作者的价值观是否统一上.如果叙述者与隐指作者持有相同的价值观,那么它们对文本中人物的褒贬态度也是一致的.《围城》中的讽刺无不如此,而上例《红楼梦》中隐指作者和叙事者的态度则是不一致的.从美学语境中来看,如果说讽刺的哲学基础是价值普遍论,反讽的哲学基础则是价值相对论,它提供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多种或然性,解构了意义的单一向度和惟一中心. 《围城》中的讽刺几乎涉及了教育界、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品以方鸿渐的活动为线索,表达了中国的“堂吉诃德”“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的命运.在《围城》中,几乎每个人物(只有唐晓芙例外)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比如开头对苏文纨的描写:“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订学家所谓外证据来断定真确性,本身是看不出的.”注意作品的句式措辞:“要算得白,可惜……”、“眉清目秀,只是……”、“会见得……,也许……”、“看上去……,不过……”,叙事者的不露声色的讽刺含蓄地表达出来了.《围城》对人物讽刺最多的莫过于其虚荣心,几乎概莫能外(连唐晓芙作者也通过她的话语讽刺了她的理想主义---“方先生的过去太丰富了!我爱的人,我要能够占领他整个生命,他在碰见我以前,没有过去,留着空白等待我”).比如方鸿渐被出尔反尔的高松年由教授降为副教授后,“(从辛楣口里)知道高松年真依李梅亭的价钱替学校买他带来的私货,又气闷起来,想到李梅亭就有补偿,只自己一个人吃亏.高松年下贴子当晚上替新来的教授接风,鸿渐闹别扭要辞,经不起辛楣苦劝,并且傍晚高松年亲来回拜,终于算有了面子,还是去了.”《围城》不仅对“知识分子”、行车走卒之辈等芸芸众生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也不放过.如对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去重庆途中所乘的车就有这样精彩的一段描写:“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撒依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先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作品表面上是运用拟人手法描写汽车,实际上从另一侧面讽刺了大官僚、小女郎. 《围城》中的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反语、夸张、用典、对比、推理等的综合运用,令人叹为观止.比如第147页:“那女孩子年纪虽小,打扮得脸上颜色赛过雨后虹霓、三棱镜下日光或者姹紫嫣红开遍的花园.她擦的粉不是来路货,似乎泥水匠粉饰墙壁用的,汽车颠动厉害,震得脸上粉粒一颗颗参加太阳光里飞舞的灰尘.”连用三个比喻夸张地形容了女孩子化妆之浓,又通过震动后的描写巧妙地进行了对比.上例中“驴子”与“胡萝卜”的典故出自法国《列那狐》中“贝尔纳驴”之生花妙笔,形神毕肖地写尽了赶驴人和上司的奸诈以及驴子和下属的愚笨,并由此推及现实世界“一切机关”,“全用这种技巧”,讽刺之意入木三分.方鸿渐自认为博士毫无实际,但父亲和丈人让他考博士学位,“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嘲讽方鸿渐的自我解嘲时,引用了《圣经》之典,活生生地刻画出主人公自欺欺人的阿Q相.在高松年和方鸿渐的初次对话时,高松年以政治手腕耍弄教师,先是利用抗战时期邮政混乱的情况,大胆撒谎,并配之以勇敢的目光,使方鸿渐惶遽起来,反而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他给高松年三百瓦脱的眼光射得不安,觉得这封信不收到是自己的过失,这次来得太冒昧了,果然高松年写信收回成命,同时有一种不出所料的满意,惶遽地说:“没有呀!我真没有收到呀!重要不重要?高先生什么时候发的?”倒像自己撒谎,收到了信在抵赖.“咦!怎么没收到?”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维妙维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演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们的大幸——“这信很重要.唉!现在抗战时间的邮政简直该死.可是你先生已经来了,好得很,这些话可以面谈了.”食言者变成了办事认真、只讲真才实学、善于体恤人的正人君子,而受害者却羞愧异常.人物语言、表情、性格的对比极富讽刺色彩. 再如第260页:“韩学愈得到鸿渐停聘的消息,拉了白俄太太在家里跳跃得像青蛙和虼蚤,从此他的隐事不会被个中人揭破了.他在七月四日--大考结束的一天--晚上大请同事,请帖上太太出面,借口是美国国庆,这当然证明他太太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人.否则她怎会这样念念不忘她的祖国呢?爱国情绪是假冒不来的.太太的国籍是真的,先生的学籍还会假吗?”两个连续的反问在形式上表达了肯定的语气,但我们思考其推理的逻辑,不禁莞耳:念念不忘祖国就能证明她是货真价实的美国人?太太的国籍是真的就能证明先生的学籍是真的?在这里,形式推理的有序与实际逻辑的混乱形成了极大的张力,凸现了讽刺效果. 在语言形式方面,《围城》中的讽刺又有何特点呢?让我们来看看第229页方鸿渐和辛楣相亲时的场景描写——是如何体现出范小姐的虚荣、矫情和俗不可耐的:“辛楣和鸿渐看见介绍的是这两位,失望得要笑.彼此都曾见面,只没有讲过话.范小姐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叙事者通过自己的话语很明切地表达了自己的讥嘲).辛楣先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小姐说:“可不是么?我也觉得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问她怎样消遣,她说爱看话剧,问辛楣爱看不爱看……范小姐的惊骇表情阻止他说出来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惊骇像牙医生用的口撑,教她张着嘴,好一会上下腭合不拢来.假使丈夫这样愚昧无知,岂不活活气死人!幸亏离结婚还远,有时间来教导他.她在天然的惊骇表情里,立刻放些艺术.辛楣承认无知胡说,她向他讲解说“李健吾”并非曹禺用的化名,真有其人,更说辛楣要看剧本,她那儿有.辛楣忙谢她……”,直接引语的直接性与生动性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往往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上段中范小姐话语全部是直接引语,很好地突出了范小姐俗不可耐的性格,而辛楣的话语几乎全是间接引语,有引号的话语和无引号的话语对于表现在相亲事情上范小姐的主动进攻和辛楣的随口敷衍节节后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范小姐)惊骇像牙医生用的口撑,教她张着嘴,好一会上下腭合不拢来.假使丈夫这样愚昧无知,岂不活活气死人!幸亏离结婚还远,有时间来教导他.” 这一段首句是全知叙事者在叙述,但紧接文本滑入了人物叙事者的视角(可以由“丈夫”一词看出来),后面两句可以看作自由间接引语,因为在汉语中人称和时态上与叙述描写一致,且无“她想”之类的引导句,巧妙地与前面的叙述混在一起了.这样,在全知叙事者貌似客观描写的反衬下,后面两句自由间接引语中的荒唐成分(叙述接受者非常清楚辛楣不可能成为范小姐的丈夫)往往显得格外不协调,从而增强了讥讽的效果.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自由间接引语中的人称和时态在读者和人物的话语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如果采用直接引语,很容易使读者产生某种共鸣甚至同情,削弱了讽刺的意味.而自由间接引语中的第三人称则具有疏远的效果,这样使读者能以旁观者的眼光站在安全的位置来充分品味人物话语中的荒唐成分以及叙述者的讥讽语气. 总之,《围城》中的讽刺手法不同于反讽,它是叙述者与隐指作者的价值观上的统一,往往是比喻、反语、夸张、用典、对比、推理等手法的综合运用,讽刺的内容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语言形式上来看,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对比以及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对于讽刺手法的表现具有很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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